山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建立党组织最早的省份之一。抗战期间，是八路军总部及三大主力师、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著名战役都在此打响。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全国夺取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留下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遗址。据统计，山西的红色文化遗址有3400余处，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但只有872处纳入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范围，没有实现“应保尽保”。即使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的也不多。更为重要的是，红色文化遗址的“一砖一石”，凝结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对于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具有独特的作用，而现行有关法规对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并没有明确的保护要求和手段。鉴于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现状及其特殊的政治价值，在现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义不容辞地扛起了以法治方式保护红色文化遗址的责任，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省级地方性法规，回答了“保护什么”“谁来保护”“如何保护”“如何利用”等一系列问题，推动构建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
“保护什么”是法规首先解决的问题。立法中，各方面对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界定争议较大。有的认为应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有的认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时期也应纳入范围。为了准确把握这个问题，我们认真研究党史，广泛征求意见，在北京召开论证会，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机构专家研究论证。最终将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界定更能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使立法对象更加聚焦、便于执行。
“谁来保护”关键是要明确职责。针对相关部门职责不明、权限不清，缺乏有效追责机制的问题，从两个层次进行明确，一是从部门职责上，明确县级以上文物、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规定文旅、教育、史志研究机构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二是从具体管护职责上，实行保护责任人制度，明确保护责任人产生的办法和应当履行的职责。各级政府和部门、社会及个人共同构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从制度上解决了保护责任落空的问题，遗址保护从可管可不管变成必须依法保护的硬杠杠。
“如何保护”主要是建立系统保护机制。针对红色文化遗址点多面广，一些地处偏远的遗址保护存在空白的问题，条例创制性建立红色文化遗址分级保护制度，确定省市县三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实现红色文化遗址“应保尽保”；针对权责主体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紧迫性认识不够、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立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统筹规划、协调指导；针对由于规划不科学和建设不规范导致红色文化遗址遭到破坏的问题，规定编制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划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保护范围内禁止的行为；针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如何利用”重点突出铸魂育人功能。山西红色文化遗址分布较为分散且地处偏远，不同程度存在着开发利用粗放、文化展示功能单一等问题。对此，规定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要与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相适应，明确了国家机关、教育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博物馆等主体在红色文化遗址利用中的职责、义务。规定要求深入挖掘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加强历史价值研究，充分利用遗址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促进红色文化遗址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纳入本行政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发展红色旅游。鼓励社会各界加强文创产品研发。为在科学保护前提下加强利用，规定红色文化遗址开发利用，不得改变遗址主体结构和外观，确保其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通过推动红色文化遗址有序有效科学利用，使每一处红色文化遗址都能起到传承红色基因、铸魂育人的作用。
条例实施两年多来，山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省文物局增设革命文物处，红色文化遗址调查认定工作稳步推进，红色文化遗址数据库建设已经启动，集中抢救了一批濒危红色文化遗址。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期间，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调研，召开条例实施两周年座谈会，进一步推动条例落到实处。各级文物部门、革命文物管理单位和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认真落实条例要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遗址的价值内涵，精心设计教育活动内容，创新展示利用方法，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红色文化遗址已经成为各地各单位寻访红色足迹、体悟初心使命的重要阵地和生动课堂。
